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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贩卖毒品罪案

来源: 江苏尚义刑辩     作者: 南京刑事律师     更新时间: 2018-08-10

张某贩卖毒品罪案

——贩毒2890克,一审判处死刑,二审经辩护后改判死缓

(辩护人:周劲松律师)

一、案件摘要

本案上诉人张某系累犯、毒品再犯,先后三次贩卖毒品共计2890余克,被江苏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承办律师在接受委托担任二审辩护人,经过阅卷大胆建议张某在二审中认罪伏法,并提出张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不明等辩护观点,经法庭质证、辩论后,二审出庭检察员当庭建议法院改判,后法院采纳承办律师的辩护观点,改判张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张某长期在江苏某某市打工,系吸毒人员,在吸毒过程中结识吸毒人员王某,并经王某介绍认识贩毒人员藤某。张某先后三次从老家湖北某县购买毒品,通过湖北老家发往上海的大巴将毒品运输至江苏某某市,2015年1月底将994.7克冰毒通过大巴运输至某某市,被民警当场查获并当场抓获接货人王某。张某在侦查、审查起诉、一审审判期间仅认可抓获时一笔994.7克的贩卖毒品的事实,对其余的二起贩卖毒品的事实予以否认,一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承办律师就一审认定证据重新予以质证,对证据中资金往来明细、技侦资料的瑕疵、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提出了新的质证观点,同时要求法院核实张某检举立功的情况。又因张某在二审过程中的认罪伏法,间接地指控了本案第二上诉人藤某拒不承认的犯罪事实,给二审法院核准藤某的死缓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二、案情简介

某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间,被告人张某三次

向被告人滕某、王某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并先后将962克甲基苯丙胺、934克甲基苯丙胺、994.7克甲基苯丙胺从湖北省某县通过大巴车运输至沪宁高速公路阳澄湖服务区,滕某指使王某至上述地点收取毒品。

2014年11月**日前后,被告人滕某通过王某(另案处理),在某市玉山镇路口,以人民币300元的价格向吸毒人员陈某某贩卖甲基苯丙胺约1克。

三、办案思路

本案张某在一审时拒不认罪,一审法院判决张某构成贩卖毒品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审法院根据一审时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张某的认罪悔罪态度而作出的判决,二审时即使认罪伏法,并不构成二审改判的理由。本人代理二审辩护后,经仔细研究,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层上,仍然大胆作出二审认罪的辩护思路。

承办律师在办理本案过程中采取的办案思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胆劝告上诉人张某认罪伏法,如实供述。

承办律师是代理二审上诉的辩护,在没有新的事实的情况下,按照一审时的拒不认罪的辩护思路继续辩护,将无法达到改判的目的。承办律师接受案件后,详细分析本案的证据状况,帮助上诉人张某进行分析:一审中张某对抓获的的那起贩卖事实公认不讳,而否认另外二起,就另外二起而言,现有证据中技侦资料可以锁定其参与了毒品贩卖且是毒品交易的上家;银行流水明细可以证明毒资的走向即三次贩毒的毒资均流入一个账户;本案第三上诉人王某的证言可以指证其三次接的毒品均来源于张某,在此情形之下,二审法院是否可能对第一、第二起的贩毒行为不予认定?张某自己也认为是不能拿掉任何一笔的。

(二)建立检举立功的第一道防线

承办律师接手案件后,多次会见了张某,了解到其在侦查阶段二次举报他人的犯罪事实,张某在举报后还在看守所看到了被举报人已被羁押。因而承办律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法官书面提出要求核实举报他人犯罪线索的查证情况。如有能够构成立功,那么张某改判死缓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经法院核实,某市公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被举报人李某的犯罪线索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留证及情况说明,证明张某举报时,李某在此之前已经被抓获。因而举报立功这一足以改判的事实未能够成立。

(三)建立共同犯罪作用不明的第二道防线

在二审过程中认罪伏法,是二审时发生的新情况,不能证明一审认定事实的错误也不能说明一审量刑不当,因而仅凭在二审中认罪伏法这一情节是不足以让二审改判,也不是二审改判的理由。

在本案中,虽有证据证明,三起毒品交易均是通过张某联系,但有证据证明毒资不是张某所控制、毒品的来源以及交付运输均不是张某所为、交易方式的提议虽有张某的供述但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因而存在张某在共同犯罪中可能是主犯但其仅是联络者的可能性。在此情形之下,改判死缓,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就张某参与贩毒是共同犯罪的前期下,承办律师为进一步做有利于张某的辩护,从张某是受第二上诉人藤某的委托而购买毒品,并不是与张某某共同贩卖毒品(此观点未被法庭采纳,法庭认为与张某某共同贩卖毒品)。

(四)把握全局的基础上以退为进

劝导张某认罪,在表面上看,增大的毒品数量,不利于被告人(张某承认的只有900余克冰毒,不足以判死刑立即执行,而认罪后,毒品数量将达到2900余克),承办律师之所以劝其认罪,是基于在对案情全面把握的基础上,选择劝导张某认罪而进一步提出张某在共同犯罪之中作用不明的辩护观点作为改判突破口,而不是采用延续一审中否认第一、第二起贩卖毒品事实进一步主张共同犯罪中作用不明作为辩护思路。原因在于:现有证据仅能够证明张某参与三起贩卖毒品的事实,而又存在其仅仅是联络人的合理怀疑,因而以此为突破口,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是二审的认罪伏法,可增加二审中关于共同犯罪作用不明辩护观点在事实上的可信度;第三,可间接指证第二上诉人疼某贩卖毒品事实,为二审法院核准藤某的死缓提供事实依据。

(五)及时与办案机关沟通,了解案件进展情况

二审案件都涉及到检察院和法院,法官、检察员、律师的想法、思路不尽相同。办案过程中,承办律师及时与检察员、法官沟通,交换观点和想法,既维护了当事人利益,也使本案的诉讼程序得以顺利展开。本案中的承办法官、检察员均对承办律师的办案态度和能力多次表示赞许。

四、辩护词摘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受上诉人张某妻子陈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依法出庭为其辩护。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发表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采纳: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具体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一审法院认定张某构成贩卖毒品罪,辩护人没有异议,但是辩护人认为:认定张某与藤某之间是毒品交易直接上下家关系,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应被认定为“明知藤某贩卖毒品而为其居间介绍从而构成贩卖毒品的共犯”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张某直接贩卖毒品的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即上诉人张某系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合理怀疑没有能够排除

(一)认定张某作为毒品交易的上下家直接贩卖毒品的证据不足

1、在毒品米源上,仅能证明:共的第一笔毒品交易是张某联系订货后在不愿意继贩卖品的情况下,又畏惧被“放儿”等人报复而介绍张某某去购买,并向张某某明确表示自己“不出钱也不赚钱”不再参与贩毒,可见此时张某已无直接贩卖毒品的犯罪故意。无任何证据证明本案涉及的第二起、第三起交易的毒品来源于放儿”,也无证证是由张某购买或者是张某参与了购买行为,事实上,张某也不知道第二笔、第三笔交易的毒品来源。

2、在毒资上,没有证据证明张某有出资行为,也没证据证明张某控制毒资。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张某没有控制毒资。

3、在毒品交易运输环节,也无证据证明张某参与运输毒品的行为。

4、仅凭王某的供述,尚不足以认定毒品是由张某直接贩卖给藤某。在毒品贩卖过程中,张某在张某某和藤某、王某之间的电话联系行为,显现张某存在居间介绍的可能性。

(二)没有证据证明张某与张某某共同贩卖(出售)毒品

1、虽然构成贩买毒品的共同犯罪,并不以行为是否牟利为构成要件,但需要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即共同、故煮犯罪。本案中,张某与张某某的行为之间,不兵具共同的贩卖(出售)品行为、犯罪故意内容也各不相同。

2、张某与张某某的犯罪故意内容听显不同。张某的犯里放意是:①受藤某之托,为其介绍、联系贩卖毒品;②张某在联系“放儿”购买品后,因白己要结婚了不想再贩卖毒品,出于对“放儿”等人的畏惧而介绍张某某去拿毒品,且明确告诉张某某,自己“不出线也不赚钱”,其主观上己无与张某某贩卖毒品的共同故意。而张某某的犯罪故意与张某完全不同,其就是为了贩卖。

3、在行为上各自充当了不同的角色:①张某虽参与了毒品交易,其是作为藤某与张某某之间的联络人:②只能说张某在此毒品交易过程中超出了居间介绍者的地位,对交易的达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尚不足以认定张某与张某某具有共同贩卖(出售)毒品的行为;③从王某以及张某的当庭供述并结合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来看,也可以证明张某是接受藤某的委托为其介绍买卖毒品:①张某在整个毒品交易过程中,始终是电话联系王某,张某的行为即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还属于居间介绍的范畴,客观上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张某除电话联系外还有其他任何参与贩卖毒品行为。

(三)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在此三起交易中有任何的牟利行为因而不能认定张某在藤某和张某某之间居间倒卖毒品。

1、从证人张某玲的证言可以看出:①用于接收毒资的银行卡是张某某让其办理:②收到王某汇出的毒资后,张某玲取出现金交给张某某,并将该银行卡交给张某某: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卡内有任何的资金汇入张某名下的银行卡或者张某控制的银行卡:④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某用此卡提取现金。

2、在第一笔交易中,虽有证据证明藤某购买的毒品与“放儿”出售的毒品的价格之间存在差价,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差价全部或者部分由张某赚取,因而不能认定张某是居间倒卖毒品,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在毒品交易环节中是交易对象的上下家关系。

(四)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的是张某受藤某的委托居间介绍买卖毒品

1、王某介绍张某与藤某认识,的是为了卖毒品给张某。王某在公安机关供述:张某是发零包的,结合王某的当庭供述,其之所以介绍藤某与张某认识,是藤某想把毒品卖给张某。

2,结合张某“认为藤某给的价格高,藤某说有便宜的可以给他”的法庭供述来看,此供述也完全符合常理,或许藤某当时只是随便说一句,但后来张某在与“放儿”闲谈时,得知“放儿”有便宜的毒品,逐向其订货。从这一点完全可以看出,张某是受藤某的委托购买毒品(后因害怕转而介绍张某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毒品交易的提议者是藤某,而非张某。

3、结合张某当庭供述,其介绍购买毒品,均是因为藤某主动提起。

4、张某在介绍第一次毒品交易后,也曾经将张某某的联系电话提供给王某,因双方之间没有信任感而又继续参与其中,在技侦资料中王某打电话到张某某手机的电话通话录音,足以证明张某在法庭的供述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五)存在张某某直接贩卖毒品的可能性

1、张某某确有其人,并非张某杜撰,其曾在某市因贩卖毒品而受到刑事处罚。

2、张某某有贩毒前科,有贩毒反侦察经验,又因为贩卖毒品犯罪的隐蔽性,作为大宗毒品交易的犯罪分子,不愿意白己亲自联络也是普遍现象,因而存在张某某不愿意直接与藤某、王某联系的可能。

3、张某在某市是发零包的(小数量贩卖毒品),并不需要从外地购进大宗毒品,因而,张某供述利用开往上海大巴运输毒品的方式是张某某自己的做法,并非张某提议,这一供述存在合理性。

二、张某无运输毒品的行为,不能认定张某构成运输毒品罪

从利用长途客车运输毒品的提议,到将毒品交付给长途客车司机等实施环节来看,并无任何证证明张某参与其中,因而不应当认定张某构成运输毒品。

其他理由同一审辩护律师的意见。

三、一审法院量刑过重应当予以改判

1,本案现场查获毒品数量不足一千克,供述数量累加才达到死刑的量刑标准,在此情形之下,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极刑。

2、张某虽是毒品再犯,但其并不属于依法必须严惩的对象,其人身危险性、上观恶性、会危性等都没有达到必须严惩的程度。

四、张某存在如下酌定从轻情节

1、张某在一审判决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此检举虽是在公安机关抓获了被检举人之后的检举行为,但可以看出张某确有悔改表现;

2、张样在二审中认罪伏法,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虽不能认定为坦白,但应当认定其认罪态度较好;

3、张某在二审中当庭自愿认罪,该认罪行为,对措控、证明滕美萍贩毒罪行,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4、毒品被及时查获,末能流入社会,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一审认定上诉人张某构成贩卖毒品罪,因存在居间介绍的合理怀疑未能排除、存在共同犯罪中作用不明的情形,且具有上述酌定从轻情节,根据疑点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当认定张某系居间介绍构成贩卖毒品共犯,结合“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建议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五、办案心得

毒品案件一般都具有运输藏毒时隐蔽性强、贩卖时空跨度大、抓捕后对抗性强的特点。就对抗性强这一特点来说,因我国目前刑事法律对毒品犯罪处罚普遍较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均构成犯罪。如果实施上述行为,涉毒海洛因或者冰毒50克,就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因此犯罪嫌疑人在抓获后,有的受畏罪心理支配,知其涉毒数量大,交待了可能会被判以重刑;有的受侥幸心理支配,了解缉毒部门案件线索来源少、证据收集难等状况,企图蒙混过关,拒不交待。本案中的上诉人张某其明知有录音证据、王某供述指控其贩卖毒品仍拒不认罪,其也是存在侥幸心理。

毒品犯罪常见的辩护角度主要有:证据是否充分,是否只是靠言辞证据定罪;是否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是否存在特情介入;是否有立功情节;共同犯罪中是否为从犯;毒品含量问题;是否认罪、是否是初犯、未成年人、贩毒次数、是否是累犯等。本案上诉人张某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此情形之下,上述辩护角度显然是不够的,承办律师从是否具有立功情节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入手进行精细化辩护,确定了良好的效果。

近年来,本人办理了多起毒品犯罪案件,结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可能会判处死刑的案件可以从以下角度辩护:是否具有自首、立功情节;查获数量是否大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毒品含量极低,惨假后到达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特请引诱;以贩养吸,查获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死刑标准,确属初次犯罪即被查获,未造成危害后果;共同犯罪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控制死刑数量标准,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或者责任大小难以区分;家庭成员共同实施毒品犯罪,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他被告人罪行相对较轻的,其他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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